神话编织者

以女性之矛，攻主义之盾

   周瓒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我在一个偶然的地点巧遇一位上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第三代诗人Y先生。我们碰巧谈论的共同话题之一竟然是“女性诗歌”。在谈及不久前他在一次国际诗歌节上遭遇“女性诗歌”话题的时候，Y很感慨地说：“80年代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认为翟永明是一位女诗人。”此言不虚，虽然当年另一位诗歌评论家T先生在评价著名诗人翟永明的代表作《女人》组诗时，明确地将翟永明定位为一位“启示了一种新的诗歌意识”，即女性意识的女性诗人。

   如果我们宽泛地理解文学批评话语，那么，也许我们从上文看到的并不是一位诗人和一位批评家的视角差异，而恰恰是缺乏某一批评视点所造成的盲区。如果不是女性主义理论视角的切入，也许我们迄今仍然读不懂翟永明等一批当代中国女诗人诗歌中的性别意识及其精神色彩；正如同精神分析学也开启了一系列文学批评方法一样，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阐释立场和文化理论，它也激发了文学批评，尤其是女性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表达的潜力。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

   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者依据一定的文学理论和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的研究行为。批评的功能表现为，批评者对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阐释和鉴赏，发表研究成果，介绍新作，推荐新人，为文学经典化打基础。自从有了专业化的文学批评活动，就产生了（而且也将会不断产生出）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人们可以对同一个作品，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解读和研究。“女性诗歌”是批评者运用女性主义理论的相关观念和方法，对一些诗歌文本和诗人进行研究的结果。一位诗人也许可以坚称：“我的写作和理论无关，”但是面对他/她的作品遭受各种批评理论的读解、拆解甚或枝解、曲解，他/她肯定会作出一些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在若干年后的某一天，诗人翟永明忽然惊讶地发现所有关于她的诗歌评论都处在一个简化了的女性主义视点之下。

   而换个角度看，女性主义理论又是处在发展状态之中的。北美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即使是在北美的女性主义理论内部，还包含了种族、阶级等复杂因素的纠结所造成的内部分化。女性主义本身充满了活力，尤其当它和其他文化理论结合起来运用的时候。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就算一位写作者不需要以理论指导其写作，但他/她也无法不接理论的招。

   女性主义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理论，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文化研究颇新潮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却鲜有男批评家采用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处在被孤立的状态中，而另一方面，采用女性主义理论的学人又似乎面临一种悖论式的处境：这就仿佛古代寓言中那位卖兵器的人所遭遇的尴尬一样。当她一面鼓吹女性主义之锐利（其性别立场之尖锐和锋芒毕露）的时候，同时又必须维护女性主义的实力（其理论之复杂多样和生机勃勃，似乎坚不可摧），她很可能就会遭受这样的质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

想做家庭主妇的教授

  周瓒

   当我希望了解女性主义在当下西方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深入与普及程度时，在欧洲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女性主义理论中一些基本的观念，比如两性平等、女性拥有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的自由等等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无需在日常生活中强调。或许，她的印象的确可以作为某种参照系。同一位朋友还告诉我她在国内的一个经验：一场和女性文学相关的研讨会，在题为“女性主义”的讨论频道中，某大学来的一位女教授发言，声称自己愿意或渴望像一名日本妇女一样，呆在家里，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小女人，不用上班，然后学点插花什么的，因为她是多么喜欢插花呀！这可以说是她的人生理想呢。

   这名女教授对女性主义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她大概同样也难以体会那些生活在日本的女性对于走出家门，自食其力的愿望。也可能，她自己也许有一个可供依附且不会因此而轻视她的男人，而她也因此就推己及人地想像所有的男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不过，她肯定无法想像除了热爱插花之外，还会有更多的女性有着更强烈和更伟大的才能。当这些才能得不到发挥时，她们甚至会因此而疯狂。卡米耶·克洛岱尔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除了带着某种愤懑感叹女教授的不觉悟之外，我们还能怎样呢？毕竟，她有选择自己的生活自由。也许，在私人领域即家庭内部，一个女人有着与一位男性达成平等契约的可能性，因为“私人领域是一个包含着特殊性、天生的屈从、不平等、情感、爱情、局部性以及女性和女性化的领域”，然而，在公共领域，两性不平等却依然是一个复杂的现实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宗教背景之下，不同的女性之间，还存在着个人选择的困难。政治凝聚力在公共领域里依然必要。正因如此，20世纪晚期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在反思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要考虑女性之间的差别，考虑有色人种妇女、女同性恋者、老年女人和有残疾的女性的特殊性等等。因此，普遍的女性并非一个整体。对于这些特殊的女性群体而言，凯瑟琳·麦金农认为：“如何在女性无权的情况下使姐妹情谊强大起来，这一件事将成为政治历史长河中的重大变革之一。”

   不过，话要说回来，既然我们说到普遍性或整体性的单一和不确切性，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上文那位女教授的处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公共领域为女性确立了两性平等的权利保证，然而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依然在私人领域里发生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女性面临双重压力，家庭责任和工作负担。也许，一名既工作又有家庭繁累的中国女性真的很希望卸掉其中一个负担，那么，做一个受社会和家庭成员尊重，并且更重要的，能够从中有受益（比如争取为家务劳动付工资的权利）的家庭妇女，也许可以作为某些女性的人生理想。

作为词根的“写作”

周瓒

文学界有一些概念出现得莫名其妙，比如“写作”这个词，被用以称呼文学工作者的工作形式，甚至涵义更广泛，连非文学的文字书写也常被命名为“写作”。原先，我们只记得“写作”是中小学作文课的名称，而它在文学界通行之前，人们更普遍地用“（文学）创作”命名文学工作。顾名思义，创作乃创造性的劳作，形容写诗歌小说戏剧随笔之类的从业者，其实意思也蛮确切。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忽然都改用“写作”一词了，一夜之间，“创作”变得落伍而老旧。文学界——如今也有新词代替它了，叫做文学场，真是一个盛产概念和名词的工场啊。

狭义地讲，创作是文学理论话语中的概念，创造性劳动，强调的是文学活动的思维和想象的心理学涵义，而写作，听上去决非文学理论话语所能涵盖，并且，动词“写”也把文学工作的技术和媒介意义凸现了出来，这倒是符合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特征，也颇呼应了文学发生学和文学教育性质的根本原则，虽然，现如今，大多文字工作都是以手指敲击键盘完成的，“写”反倒成了一个退化的表达。

当“写作”作为词根出现时，给它加上一个前缀，简直成了一时风尚。单单把原来以“创作”为根词的概念换成“诗歌写作”、“小说写作”倒也罢了，近年还出现了一些更新异，乃至离奇的组合，比如：“中年写作”、“个人写作”、“身体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先锋写作”、“民间写作”、“潜在写作”、“诗人写作”、“下半身写作”、“网络写作”、“女性写作”、“70后写作”、“80后写作”等等，不一而足。作为弗吉尼亚·伍尔芙意义上的普通读者，看到这些概念，我真的要晕倒啦。然而，我又不免想换个角度，思考这些概念的来历：它们都是由谁发明的呢？

发明者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的是写作者自我命名；有的是评论家界定；还有的是文学史家盖棺。写作者自我命名时的动机也不同，一些是为了探索写作的阶段性和内在特质，比如中年写作和个人写作；另一些则更像是为了自立山头，扯大旗，谋虎皮，比如民间写作、诗人写作；有的则从后果上看颇类似于按市场逻辑运作的自我炒作了，这个就不多举例。

唯独“女性写作”，经考察，其来历颇为复杂。首先，它不是由女作家们自我命名的，当一些文学批评家用她作为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女作家时，她似乎有一个拿来主义式的外国谱系，即女性主义理论谱系。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北美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较大的差别，即前者强调探索两性差异，后者则更多关注两性平等。关注差异的，遂专心致志研究女性特质，结果得出大致结论，认为可能存在一种女性写作。它是对文化历史规范的性别格局中女性本质的一种开掘，这听上去是个自相矛盾的表述。女性没有本质，但这不妨碍我们探索女性特征，关注两性差异。更有意味的是，女性写作不独指称女作家的写作，部分优秀的男性作家的风格也可以归类到女性写作中。

我们时代的“姐妹情谊”

周瓒

Sisterhood（汉译“姐妹情谊”）这个词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曾风靡于西方文化理论界。那些自觉探讨女性主义的思想者和不得不从PC（政治正确）角度接受或关注女性主义思想的人们（不论性别），一度对这个概念大加颂扬。因为它旨在鼓励女性认识社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了解女性的共同利益，因此，自觉发展姐妹情谊被视为是对性别不公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有效对抗。

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与另两位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即“薇塔”）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吴尔芙声称在她与凯瑟琳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彻底理解”，后者给予她一种“回声似的感觉”，尽管她们的友谊是短暂的，且不无互相嫉妒的成份。但重要的是，这份“回声似”的“奇特的彻底理解”是真实的。薇塔对吴尔芙的影响相当大，她是吴尔芙笔下那个生命跨越了几个世纪，并改换过性别的奥兰多的原型。尽管薇塔曾表示她与吴尔芙的关系已超过了亲密朋友的层面，而吴尔芙则在呼应薇塔的激情中，真正体味到她们之间的差异，这使她们之间热烈的交往显得非常表面化。短暂却真实，热烈却表面化，无论如何，这两种友谊同样丰富了吴尔芙的精神生活，并促成她创作了传世之作。友谊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相互可以视为知音，它也体现在，这种深刻的交流能够帮助女性认识与完善自我，激发创造才能。

“姐妹情谊”这个词强调了一种能动性。在女性之间，寻求那种相互体认，自我发现的激情，建立一种稳定的情感纽带，目的是为了实现完整的女性的精神自我。当家庭，工作，孩子问题差不多要淹没一个女性的全部生命时，寻找精神自我就会成为一切女性社会问题的根本。不甘于庸碌生活的塞尔玛和露易丝相约驾车外出度假，在旅途中，露易丝失手杀死了企图强奸塞尔玛的陌生男人，两个女人开始了亡命生涯。看过美国电影《末路狂花》的人，大概都会发现，这部经典的女性主义电影不仅展现了现实社会各种女性问题，而且，它也通过剧情的推进展示了两个女性之间的生死友谊。这部悲壮的电影以两个女子携手赴死告终，那一刻，她们真正地理解了彼此，她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尽管这是个悲剧，但它宣告了女性间的深刻友谊是可能的。

当然，也有一些激进见解，关于姐妹情谊的神秘特性，如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里奇对“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精神传统的解释。她认为，女性书写的历史可以从历代延续下来的女性作家的写作寻找到一种传统，而维系这一传统的线索是那种隐喻意义上的女性同性恋的精神存在。这又把问题提升到了理论层面。是的，女性有她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关于身体，性，生育，感知方式等等，这些只有同性才能真正领会，“即使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西蒙娜·波伏娃如是说。女性相互间倾诉和理解的需要，也在中国的《女书》历史现象中，获得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聪明女子和她特别的名字

周瓒

却要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很难想象是谁，又是为什么给她起了这么个名字。其身份是丫鬟，为唐代湖南观察史李庾家的女奴。她的故事出自唐人皇甫枚所著传奇集《山水小牍》。此女“美容止，善辞令”，特别擅长处理和调节人际关系，每逢初一、十五，李家亲戚间往来送礼应酬，此等复杂事务全包在却要这个丫头身上，她总是能够衡量轻重，分寸得当。因此得到了李家长辈亲族的怜爱。

李庾有四个儿子，属于无赖公子哥儿，整日价除了懒散读书外，就是玩些轻狂捉狭的把戏，他们对美丽的却要垂涎已久，却难以得手。终于在某个清明节的晚上，当时月牙儿弯弯，院子里樱桃花烂漫，一个接一个，兄弟四人分别碰到了却要，一场好戏就开始了。却要分别给四人一张茵席，嘱咐他们去李观察史办公的厅房，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院角落等着她，待家里人睡熟，她定来赴约。结果，先来的大公子发现他的三个兄弟陆续进了院子，各自拿着一张茵席，躲到厅房另外三个角落，甚是惊异，又不敢声张。不一会儿，却要点着火把冲了进来，打开两扇窗户，大声对着墙角喝道：“哪里来的流浪儿，敢到这里来过夜？”四人吓得掩面而逃，却要边追边大声讥笑他们。从那以后，四公子再也不敢骚扰却要啦。

智慧女子的故事，古今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中的女孩有个非常奇特的名字。这令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她在古罗马神话中名叫密涅瓦，而且她还有各类不同的名字。据薄伽丘《名女》一书称，密涅瓦本是位非常著名的凡间少女，由于作出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以致于当时希腊人全部相信，密涅瓦并非母亲所生，而是从朱庇特的头里生出来，并从天堂落到地球上的。

按照现在人的看法，密涅瓦顶多算是个女爱迪生，因为她发明了很多事物，包括：纺毛线，如何洗净羊毛，织布，因此，她有别名厄耳伽涅，意为女工；她发现了油的使用（即如何榨橄榄油，并用以做菜），她还是第一个使用四马战车的人，是著名的女战士，故有别名普洛玛科斯和特里托革尼亚；她是科学的庇护者，赐予人间法律，设立了阿瑞俄帕戈斯法庭，因此有别名叫波利阿斯，意思是护城女神。正是因为她的智慧和发明，雅典人才以她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城邦，并视之为自己的保护神，将自己的城邦奉献给她。

关于雅典娜和她的各类名字，薄伽丘总结说：“一些可靠的史料强调说，以上提及的那些发明并不属于一位密涅瓦，而是属于许多位密涅瓦。我会欣然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这可以使著名女子的人数增加。”诚哉，斯言！

讲述同一个故事的N种方式

周瓒

远在乔叟讲述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故事之前，关于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的记载，自荷马以来，有据传为公元六世纪的德吕士所撰的拉丁文著作《特洛伊亡国史》。德吕士写到了特洛伊罗斯、白瑞西达和狄俄墨得斯的三角恋爱，并且，故事中的特洛伊罗斯就已经被称为赫克托之下的第一个特洛伊英雄。德吕士之前，还有狄克底斯也写过这个故事，不过，他是从希腊的角度写的。而德吕士以后的六百年间，故事中的三个主要角色竟被掩埋在故纸堆中，无人问津。

十二世纪后叶，法国诗人彭诺瓦作《特洛伊传奇》，把这三个主角配合为一篇独立连贯的故事。不过，诗人采用了类似截取一个横断面的独幕剧写法，从特洛伊罗斯和白瑞西达分别开始写，此前他们相爱的故事被省去了。后来，基独把彭诺瓦的作品译成拉丁散文。

及至薄迦丘，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年青时因爱上了西西里王的私生女玛利亚，借特洛伊罗斯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叙事诗《爱的摧残》，描画了自己这个“被爱情击倒的人”的心理。在薄迦丘的诗中，白瑞西达被更名为克瑞西达，她是个寡妇，善于做作而缺乏诚心的忏悔；而特洛伊罗斯是诗人的化身。在未遇见克瑞西达之前，特洛伊罗斯藐视爱情，嘲笑爱情中人，但他后来却突然被爱情所缠，以致把事业荣誉全部抛弃，死心塌地做了爱的囚徒。在克瑞西达移情别恋之后，特洛伊罗斯因痛苦而战死。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其基本情节和薄迦丘的故事大同小异，后来，莎士比亚也写了同名的戏剧，但他的戏剧还讲述了特洛伊和希腊的战事，并且没有为特洛伊罗斯安排以战死而解脱失恋痛苦的结尾。

同一个故事，不同诗人用了不同的讲述方法，故事的侧重点各有差别，但其主要情节没有太多变异，无非是要刻画特洛伊罗斯如何为爱情俘虏，而克瑞西达又是如何不忠，移情别恋，造成特洛伊罗斯的死亡。
在另一篇长诗中，乔叟虚构了他在梦中见到了爱神。爱神谴责他在诗中讲述“克瑞西达背叛了特洛伊罗斯，尽情描写女子如何走错了路”，并要求他从此赞扬女子的美德，她们如何“保持处女的贞洁”，或“不事二夫，或一生守寡”，“只是一心忠贞，力求不受男子们轻慢”等等。乔叟于是遵命写了《善良女子殉情记》。然而，这些有关爱情中的女性故事从来也不是站在女子的角度写的，她们只是在被描述和评述的状态中。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加拿大女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了一首《克瑞西达致特洛伊罗斯：一件礼物》，才以女性的声音发表了克瑞西达的见解。诗中的克瑞西达宣称，她一开始就没有爱过特洛伊罗斯，她完全是被迫接受特洛伊罗斯强加于她的情爱。她的选择只是出于怜悯，而怜悯当然不是爱情，就如贪婪与饥饿不是一回事。尤其有趣的是，女诗人把贪婪的特洛伊罗斯比作金鱼，因不知餍足的贪食而死。看似恶毒的表达其实道出的不过是个简单的道理：一厢情愿哪算是爱情？为什么不听听克瑞西达的心声？

被剥夺的不仅是身体

  周瓒

有位少女，叫诺拉，在都柏林一家饭店工作。虽非生长富家，也没读过多少书，按现在的认识，念完高中就因家境贫寒，需要赚钱帮父母养家或支持弟妹读书，她就去给人端盘子了，可是，因为年轻，精力好，自信长相也出众，加之性情爽快，她在都柏林的生活倒也如鱼得水。一天，在纳索大街，她结识了一位青年。要说帅气，他肯定不是诺拉心中的白马王子，个头虽然挺高，但高度近视，说话挺神经质，总令她又好笑又着恼。

可是诺拉被他吸引了。就算他无固定职业，言谈中还常常亵渎她（包括她全家）虔信的天主教，也有某些举止习惯令她不舒服，然而，究竟是甜言蜜语，还是他为他们共同的未来构造的巨大梦想，令诺拉心动了呢？他们相识后差两天不足四个月的那一天，她就和他私奔了。这位青年好歹有个专长，他写小说。诺拉一定指望过他能用他写的文字换来足够的钱，好养活他们和未来的孩子。

这个年轻人名叫詹姆斯·乔伊斯。

起初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他关心她的方式，的确令诺拉着迷。他总是耐心地询问她的过去，她家人的故事，他还喜欢诺拉给他写信，哪怕他们分开得并不远。他们在国外生活，这生活被称为流亡。他们相依为命，诺拉心甘情愿地照顾情郎的起居，在他视力不好时为他打字。他喜欢听诺拉说话，诺拉的确也表现得十分健谈。至于他称她为“我的爱尔兰”，这令诺拉感觉复杂，既骄傲，又有点困惑。

不管怎样，他还算勤奋。写了好几本书，虽有曲折，但欣赏他才华的朋友帮他出版了小说。生活有时应该说是富足的，只是不稳定。他们有了孩子，诺拉更忙了。他们的爱情依旧吗？因为忙着照顾男人和孩子，她似乎很少关心他写了什么。她当然听说，或者早就悟到，他的小说中有一个人物是她，或是她的变体。用我们的话说，像孙猴子拔一把毫毛，吹口气，变出一堆和他一样的猴子。他的小说中始终有她的影子，她讲的故事，她对他说过的话，他们共同生活期间发生在她身上的或许与他无关的事情。他有一只旧皮箱，时刻带着，里面装着他们的通信。有一点诺拉是明白的：她的魂儿已经被他吸到文字里去了，就好像第一次见到镜子的野蛮人认为镜子能摄魂；诺拉知道，被他写下的文字并不仅仅是资料。就有做文学研究的好事者称：他对现代主义文学最伟大的文体贡献，或曰意识流手法，比如大段内心独白，不用标点符号什么的，其实不过是模仿了诺拉说话和写信的方式。照这样说，诺拉对他（当然包括对英语现代文学）作了多大的贡献啊！

然而，当她死去，葬礼上，赶来主持仪式的牧师居然大谈已死了十年的他，因为乔伊斯早就名声显赫了，当涉及这位文豪的妻子时，牧师竟说诺拉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因为她背叛了教义和人私奔，这在当时是不能为习俗认同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乔伊斯才是背教者，但他的妻子诺拉不仅容忍了他不信教的一生，照顾他的生活，协助他写作，到死时还要帮他背负叛逆者的罪名。她被剥夺的又岂止身体和生命？

天生是女人吗？

      周瓒

这是一种修辞表达，而不是一个判断。当我说，我天生是个女人，西蒙娜·波伏娃或许会从她的书页间探出脑袋来，表示反对。因为关于女人到底是怎样的，她早已下了一个著名结论：“与其说女人是天生的，不如说她是逐渐形成的”。在她著名的《第二性》中，波伏娃论述了女人是如何成为女人的。用她的话说，是“整个文明”，“决定了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形成。

设若从生理特征上划分，人一出生，除了极少数的怪胎外，都将被划归男/女两个阵营中，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人要长大，要学习语言，身处家庭，步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必然要经受置身家庭关系或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中的命运。家庭和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对两性关系的构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女性在其中被构造成什么身份？列维－斯特劳斯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大大地启发了现代思想家们。波伏娃也是受益者之一。在波伏娃看来，史前的劳动分工使得女性主要担当生育和抚育幼儿的责任，这消耗了女性大量的精力，也削弱了她参加创造性活动的潜能。这既是女性生理的限制，同时也是社会分工关系的再生产，令女性被禁锢在自己的肉体和内在性之中，使她的身体成了一种阻碍。

在父权制社会（不幸的是，我们仍然身在其中），女人就是“依据男性主体的观点来定义的人”，但是，男人却无需通过女人的观点来界定自身。女性被社会所铸造成的根本角色均反映在她的精神、文化观和宗教世界观之中。家庭核心依然是男性，总体上讲，女性的生活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精神独立和自由。而要想赢得独立和自由，波伏娃认为，女人必须摆脱“他者”的位置。所谓他者，指的是一种丧失了主观意志，任凭他人或环境及异化了的自我的摆布状态。

所以说，女人当然不是天生的，她曾经、正在并且仍将处在构造之中。过去，女人被构造为具有某种女性气质的人，而对于女性气质又有一系列的本质化的描述，比如被动的、感性或非理性的、自然的等等，如今，波伏娃建议女性主动地设计和构筑自己的未来，实现自我。虽然，她的观点和论证也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对于一种开放的女性创造性和潜能的理解，依然值得记取。或者，我们不妨借用另一位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者玛丽·戴利批评宗教中被偶像化理解的“神”时使用的描述法，她把“神”想象为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动词中的动词——是不及物的”。“女人”也可以被想象成一个动词，她必须处在一种被她自己所体验并表述的实践状态之中，而且，作为动词的女人也是不及物的。
因此，我将发明一个听起来有点别扭的表达：天生我很女人。

“她”的发明

                 周瓒

现代汉语创制过程中，“她”是如何发明出来的，着实费了当时好几位知识分子一番脑筋。上世纪初，以胡适等人为首倡导以白话为文学，不但文学家们用一篇篇诗歌小说尝试着白话文学，而且，语言学家、学者们也努力对这个文学媒介进行加工改造。可以说，白话文运动乃至现代汉语的建设运动是二者共同努力（也许尚未）完成的。

人们一般不会探究我们使用的词语最初是打哪儿来的。稍动脑筋也许会想到，翻译带给我们许多新名词儿。固然如此，这类现象仍在发生着。新文化运动中，翻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西方著作得以译介，新概念被输入，而众多的新词语中，相当一部分竟是从日语借过来的。具体的模式：日语用“汉字”翻译欧洲词语，这些新词语随即又重新返回到其母国，被运用到现代汉语的构造之中。这事实颇会令一些“爱国主义者们”郁闷。我们已经用滥了的词儿，如“革命”、“经济”、“科学”、“文化”、“文学”、“美术”、“国际”等等，原来是经了日本人改造的二手货。好比是日本人取了古汉语的原料，制作了和欧洲词语对应的现代词汇，而翻译欧洲书本一时找不到合适语词的中国人，却不得不借用日本人发明的货。

新词语翻译中的借用现象，对于文化和语言研究者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千万不能想当然地直接从这些词儿回溯到古汉语中，比如“文化”，古汉语中就有，但经过日语翻译的“文化”已加了一层日本人的定义。再如，“女权主义”一词也是直接借用日文译法，这个词在英语语境中复杂的历史涵义和多样的实践特征被翻译过滤掉了。这也是当代中国学者倾向于用“女性主义”代替之的原因之一。

现代汉语中，有一个重要而迷人的词儿乃是国人创造，——“她”。这个词出现之前，第三人称一般由“他”通用，只在吴方言中有“伊”字指称女性第三人称。创造“她”字的是刘半农，早在五四运动前他就和周作人私下谈论过用“她”来指代第三人称女性，当时刘半农的想法还不成熟。后来，周作人在翻译一篇小说时把刘半农的想法公诸于世，引起了反响。1920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起了有关“她”字的讨论，反对刘半农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这促使刘半农撰文继续讨论。

在题为《她字问题》的文章中，刘半农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她”较之于“伊”的优越性，包括“伊”字来自方言，运用范围窄，又偏向于文言，用在白话中不协调等等。“她”于是开始逐步被接受运用。有意思的是，“她”字其实并非刘半农生造，古代字书《玉篇》中就收有此字，音“姐”。

比较而言，土生土长的“她”字似乎能够长国人在翻译中的民族自豪感，然而，重要的不是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创造和另一语言的对应词语，而是当“她”被发明并被运用的时候，随之也就改变了汉语中原有的性别表述秩序。“他”的指称范围缩小了，汉语中的女性有了自己的第三人称代词，据称“她”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键词，而“她”也就将（或许是独自）直面种种的问题和困扰了。

访问艾略特·温伯格、佛瑞斯特·甘德

采访者：周瓒
翻   译：孙怡
时   间：2005年7月13日晚
地   点：成都白夜酒吧
氛   围：仲夏夜，成都温热而湿润，在白夜临街的小桌旁坐定，我们一边吃着一毛钱一串的美味串串香，一边开聊……温博格诙谐机智，甘德严肃谨慎，两位美国诗人的风格相映成趣，为香辣可口的串串香增添了另一重风味。

问：从7月7日下午抵达成都，当晚，你们便得知你们即将参加的是一场已被取消了的诗歌节，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接触了不少中国诗人，出席了在西南交大举行的座谈会，并在白夜诗会上朗诵了你们的作品。请问，此时此刻你们是否仍然感受到，你们所经历的还是一个被取消了的诗歌节？

艾略特·温伯格：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被取消了的诗歌节。因为优秀的诗歌总是以一种民间或地下的渠道流通，诗人也并不一定需要正式或官方的聚会场所。尽管正式的诗歌节并未发生，但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诗人以及至少两位来自国外的诗人有机会相聚、交流，也许这是比官方聚会更有价值的交流。因为诗人们宁愿在茶楼或餐桌上交谈，而不是在舞台上表演。

问：正式的诗歌节并未发生，但诗人们获得了成功的聚会和交流，我很赞赏温博格先生这样的看法，请问甘德先生，对此您的感想如何？

佛瑞斯特·甘德：在成都的几天里，我极其震惊和惊喜。对我而言，诗歌最重要的部分是对语言的关注。尽管在这里我听到的是汉语，但是，这并不是一场给予信息的语言游戏，我关注的是语言的声音。我始终以聚精会神的态度聆听了白夜朗诵会及西南交大的诗歌研讨会。诗歌的语言能够加深对于人性的、经验的理解和认识。尽管我听不懂汉语，但这恰恰促使我对于语言更为关注，也加深了我作为人的内在经验。

问：刚才甘德先生谈到，他关注作为一种诗歌语言的汉语，这非常有意思。那么，请问温博格先生，这次诗歌节期间，您有没有对接触到的某一位中国诗人尤其感兴趣？

艾略特·温伯格：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美国诗人对于中国诗歌有着高度的关注，但大多是针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最近十五年间，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兴趣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如此，这种兴趣主要还是针对中国诗歌的翻译而言的。在我们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兴趣中，缺乏的正是对于声音的关注。这一次，与其说个别的中国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如说最重要的是我从总体上倾听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声音。对我来说，此次诗歌节更像一部交响乐，而不是一个独奏。

问：甘德先生，作为您的诗歌的翻译者，加之这两天的接触，我发现您常常格外留意汉语中的某个词或某个音节，请问，在您的诗歌写作中，您如何看待诗歌的声音？

佛瑞斯特·甘德：于我，诗歌写作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写作，如果一个人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写随笔、书信或批评文章，但对我来说，任何重要的艺术都必须努力表现关于价值和意义，乃至众所周知的语言运用的探索。最终，在我的诗歌中，二十世纪西方文明是一个关于不确定性的文明，我的理解是：诗歌是一种质询而非一种解释。一位好诗人，正如艾略特·温博格所言，应该有一副善于倾听的耳朵。

艾略特·温博格：我接着甘德的话，说说关于诗歌是一种质询的问题吧。人常说，中国没有像荷马、维吉尔书写的那类史诗，但是和史诗最接近的是中国有《天问》。这是一首完全由问题组成的诗。在我看来，一句提问和一行诗非常相似，因为一个提问仅仅是语法的综合，而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屈原的《天问》是所有写出的诗歌中最早的一首纯诗，因为它是一首仅仅发问而不回答的诗歌。此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英语现代诗歌也有一种提问的趋势，但大多出自女诗人之手。比如，H.D晚期作品中，几乎一半的诗行都是在发问。

问：温博格先生，您最早接触中国诗歌是在什么时候？

艾略特·温博格：我对中国语言最早的接触，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有过一本书，大概叫《你能写汉语》，是一本儿童读物，有最简单的汉字以及和文字相应的图释，如：人、山、日之类。作为孩子的我对于有另一种书写方式和另一种表现世界的方式格外有兴趣。后来，我发现了中国诗歌，那是通过艾兹拉·庞德，他是第一个对我打开这个世界的人。

问：在来中国之前，甘德先生有没有接触过中国当代诗歌？

佛瑞斯特·甘德：有接触，而且很多。但更多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同译本，如李贺、王维、杜甫等唐代诗人，也有一些当代诗人，如多多、西川等等。

问：哈佛大学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教授曾经撰文评述当代中国诗歌，认为当代中国诗人都是在模仿西方诗歌，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佛瑞斯特·甘德：我曾经和他交流过。我觉得他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当代中国诗歌上，而在于古典诗歌以及记忆的角色方面。另外，据我的阅读，有一位叫车前子的诗人，我读过他的诗歌的译本，他的诗就很有独创性。

艾略特·温博格：诗人与学院批评家的于别在于，一个诗人可以同时欣赏杜甫和北岛，并认识到两者的伟大，因为在诗歌的世界，所有的诗人都存在于现在，而对于学者，比如一个唐诗专家，他总是相信诗歌只在过去发生，自从他成为专家的那个时刻起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种堕落或退化。

问：温博格先生，在与您接触的这些天里，我发现您是一位特别擅长于对周围发生的事物及时提出犀利的批评意见的诗人，换个角度说，您的写作生活显示出，您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政论家，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诗歌写作中的政治性的？您认为存在一种政治诗歌吗？

艾略特·温博格：诗歌是人类精神形式的一种体现，当然也包括了政治性的维度，但我不认为诗歌应该仅仅是关于政治的或与政治无关的，因为诗歌是关于一切的。我相信诗歌有一种政治性的效应，它以一种曲折的方式体现。因为诗歌总是在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并且，诗歌总在对现实发问，但政客们却急于对现实提供解答。

问：在美国当代诗歌中是否存在过政治诗歌潮流，比如像反越战的诗歌，最近的似乎也有不少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诗作？

佛瑞斯特·甘德：我认为，诗人不能以诗歌直接对狭义的政治发言，如果我想批评布什，也许诗歌并非一种最有效的方式。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因为他被迫去写那些并不是诗而是政治口号的东西。坏的政治诗人总是简单地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

艾略特·温博格：在美国，对于政治型的诗人而言，他们最后的黄金时代是在越战时期。其中一些诗人写的都是反对越战的诗歌。那时候，对于68一代人而言，诗歌和摇滚乐一道，也是公众意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如今与那时的差别在于，尽管所有的诗人都反对伊拉克战争，但是除了批评布什政府的具体事务之外，一个全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意识和精神不复存在了。另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一个独一无二的事实乃是，在当今美国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诗人写诗，但他们不出现在其它场合，不出现在公众面前，也不出现在当下社会和文化事件中。所以，像佛瑞斯特和我，更愿意接受一位来自上海的媒体的采访，而非来自美国的记者的访问。

问：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曾经以英语诗歌中的十位经典作家为标准来批评当代美国诗歌，他也是美国学院捍卫经典传统势力的代表，请问佛瑞斯特先生，您作为诗人兼学者，是如何看待布鲁姆的态度的？

佛瑞斯特·甘德：布鲁姆是保守的、专断的、父权的，尤其是西方颓败传统的终结者的代表。世界文学向我们打开了新视野，但是他无法看见中国、日本、印度对于美国当代诗歌的影响，他也认识不到20世纪晚期美国诗歌写作，尤其是美国女性诗歌写作的成就。那种深刻的不确定性已经促使当前的，以及后来的诗歌的产生和发展，而海伦·文德勒（另一位保守的英语诗歌研究专家）还停留在公共汽车站（“《车站》是高行健一部剧作的名字”——温博格先生插话）。最后一点很重要，对于当代诗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诗人之间正在相互翻译，相互阅读，进行交流；而布鲁姆和文德勒，他们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们作品的流行也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自那以后，有更多的新作品、新视野和新理论出现，比如当代中国不少诗人的作品已经被译成英语。我们不可能停留在仅仅阅读十位经典诗人的状态中。

艾略特·温博格：布鲁姆就像是在一个家庭聚会上让人厌烦的大伯，因为他坚持认为：“我所知道的也应该是所有人必须知道的”。

问：最后一个轻松问题：二位喜欢成都美食吗？

艾略特·温博格：当然喜欢。但是布鲁姆永远也无法想象成都美食的诱惑，因为我很高兴地宣布：成都美食并非“西方正典”（布鲁姆书名，新近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的一部分。